“知识茧”、社会重建和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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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7年07月25日 所属分类:锐思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在当今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像一个快速转型中的中国那样,需要通过知识重建来进行社会重建。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中国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从一个社会结构转向另一个社会结构,而社会重建的过程更是道德体系的重建过程。

旧的道德体系解体了,就需要建设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目前所经历的困难不难理解。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在经历了近代以来的各种战争和政治革命之后,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可想而知。

“知识茧”、社会重建和中国未来

其他很多社会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欧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近代的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都是对不同阶段和不同形式的商业革命的反应和反动,而每一次反应和反动都导致了知识体系的重建。

在欧洲的背景里,知识的重建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宗教的重建,例如人们以新的方式重新讨论上帝是否存在等问题,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知识体系的改革。

较之其他任何具有宗教信仰的社会,知识在中国社会(道德)重建过程中的作用,怎么评介也不会过分,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宗教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人有“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但从来就没有发展出像基督教和伊斯兰那样的宗教。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开始,中国人从来就是注重现世,而对来世缺少宗教上的兴趣。即使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得到了转型,更多地具有了教育意义,而非信仰意义。

道德隐含在知识体系中,通过知识重建实现道德重建,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从这个视角看,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国家和社会重建时期,更是中国知识体系重建时期。另外一个知识重建时代当为宋朝,因为直到宋朝,中国文人才真正把佛教吸收消化成为中国的宗教。之前,佛教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

基于知识之上的道德体系,这一中国特征也为西方一些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崇拜。对中国人来说,哲学即是宗教。对海德格尔来说,这和西方的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哲学之上的道德是理性的,而基于宗教之上的道德包含了太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导致人类的冲突和战争。

第二、国家对宗教的限制。这种限制并非现代的现象,数千年都是如此。传统上,士大夫阶层是统治阶级,他们接受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和精神,即使他们个人在私生活领域也会“信鬼神”,但“信鬼神”不能适用于政治领域。

传统上,各种民间信仰都是存在的,只要它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它们的存在也不会被官方干扰;但一旦它们显示政治兴趣,官方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控制,甚至消灭。人们可以把各种民间信仰或者宗教体系视为是民间“知识体系”。

那么,今天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挑战是什么呢?就知识重建而言,人们再次面临着另一个春秋战国时代,抑或另一个宋朝。在社会大转型期间,从什么地方寻求道德或者“信仰”的资源呢?尽管很多人转向宗教(无论是合法的还是地下的),但大部分人仍然像传统中国人那样,转向社会意识来寻求道德的需要。

从“百家争鸣”的表象来看,这个时代犹如甚至甚于春秋战国时代,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今天的中国有多少种社会意识,又有多少正在崛起。从知识整合所面临的挑战来看,今天的中国犹如宋朝。宋朝文人整合的是佛教,而今天的挑战是如何整合近代以来的各种不断涌入中国、并且已经被很大一部分人所接受(所信仰)的外来思想,尤其是西方思想。

今天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也是中国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为知识创造和重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包括异常丰富的社会思潮(无论是来自国外的还是内部产生的)、强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意识、投入知识创造的巨大人财物力、辅助知识生产和推广的互联网等等。

但所有这些优势在不知不觉地演变成劣势,人们所见到的并非是知识和道德的重建,而是知识和道德的加速度下行、堕落和衰败。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单一的因素导致了这种状况,恰恰是那些本来被视为是优势的因素结成一体,成为了阻碍知识创造和发展的劣势。人们可以用“知识茧”这个概念来分析。

“知识茧”加速分化中国社会

“知识茧”类似于人们所说的“咨询茧”。所谓的“咨询茧”指的是今天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咨询包”,由他人“打包”之后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智能手机)传送给人们的。“知识茧”也就是人们所得到的由他人“打包”传送给我们的知识。

说它是“茧”,是因为人们对所得到的“知识”有高度的认同、高度依赖于所得到的“知识”,而把自己装进一个个“咨询茧”或者“知识茧”,再难以“破茧而出”。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信息随手可得,这为个人掌握全面的信息、提高人的格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实际上的情况刚好相反。因为咨询的重要性,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在努力控制信息。道理很简单,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权力;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财富。这也是今天政府和资本热衷于“大数据”的根本原因。

因此,政府决定我们可以接触哪类信息,不可以接触哪类信息;资本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再者,对个体来说,因为信息过于丰富,人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排斥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这些使得人们的世界观变得越来越小,把自己关在一个个“茧”里面。

就现象而言,这些“知识茧”可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内容往往是对一个概念、一个思想、一个人物(政治人物、明星等)、一个物体的“神化”。任何一个内容,只要包装得好,传播得当,都能吸引到大量的信众。中国的人口基数极其庞大,在这个大转型阶段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们都在选择一切可以安慰自己心灵的“咨询”或者“知识”。

在这个转型时代,很多因素为“咨询茧”或“知识茧”的推送者和贩卖者,获得了巨量的市场。大部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朴素性,他们很容易受人欺骗和操纵。商人对生活失去意义,需要寻求宗教意义。钱越多,不确定性越高,生命越无意义,越需要宗教的慰藉。

有推送“咨询茧”者说,今天中国商人的钱是最容易骗的,这话不无道理;实际上,没有商人的大力“烧钱式”投入,“咨询茧”或者“知识茧”业很难这样快速发展起来。政治人物的巨量需求,无论是反腐败运动还是其他各种政治压力,政治人物也需要心灵的慰藉或者寻求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咨询茧”还是“知识茧”,推送者大都为知识界和媒体。这些行动者并不在乎知识的发展或者社会的重建,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流量”,就是“金钱”。他们要不断地对其“粉丝”不停地重复推送传播他们所包装的“咨询”和“知识”,把这些变成“粉丝”的信仰,从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收入。

也不难理解,在所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争论与对话。一切知识都被“群化”,碎片化,进而是互相敌视和对立化。而这就是这些“茧”创造者们的意图,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这里,官方的立场和处理方法非常重要。官方没有自己主导的意识和知识体系来统领社会,这本来就是社会意识“群化”和碎片化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官方对意识“群”的态度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官方对一些“群”选择支持态度,对另一些“群”选择控制态度。

现实地看,一些“群”的确被控制下去了,而另一些“群”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官方立场来说,那些得到其支持的“群”被视为是有利于整体社会利益的。

其实不然。历史地看,一旦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失去平衡,整体社会也会跟着失去平衡。除了那些非常极端的社会意识需要加以管理和控制之外,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各种思想并存,多元的。尤其是当社会利益已经多元的时候,社会意识必然表现为多元。

平衡各种社会意识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极左”和“极右”都是需要管控的,而不是只是管控一方,而让另一方获得自由。

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群化”和“碎片化”的情况下,各个“群”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化、巫术化,甚至邪教化,最终是愚昧化。这符合知识发展的逻辑,因为格局越来越小,人们变得越来越非理性,自我激进化等现象不可避免。

悲观的地方在于,在信息技术、政府和资本“三合一”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办法和可能性使得人们可以“破茧而出”而再次见到知识的阳光。这对国家的发展势必具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所见到的是碎片化的利益、碎片化的知识、整体道德的缺失和解体。一旦时间成熟,任何一个“群”都可以挑战社会,要以自己的方式来改造社会,从而和其他“群”发生冲突。

历史上不无这样的案例,尤其在明清两代,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在改朝换代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群”更是能够聚集足够的力量对整体社会产生威胁。

今天“茧化”的知识和咨询正在加速度地分化中国社会。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改变,社会的解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一个可能性问题。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没有一个社会是靠金钱和权力能够撑得下去的。(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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