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裘蒂:好莱坞模式与中国“锐实力”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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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8年04月17日 所属分类:锐思

美国电影电视可以成为宣传美国爱国意识的扬声器,为什么中国电影里的爱国主义会招来“锐实力”之讥?

作者:刘裘蒂
来源:FT中文网

近日美国对中国掀起的贸易对峙,特别点名中国航空航天、信息及通信技术、机器人、半导体、计算机应用等十类高新科技。美国借由所谓“301调查”认定中国不但强制美国企业技术转让,中国企业也通过投资、收购和合作等模式获得海外技术。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软实力竞争也日益加剧。不仅如此,美国政界和媒体广泛要求对中国软实力输出进行重新评估,认为其实是隐藏攻击性的“锐实力” (sharp power)。

这两股汹涌的潮流,势必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谈判造成另一股压力,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如何为软实力的规划和实践重新布局,并审视好莱坞模式对于中国电影软实力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刘裘蒂:好莱坞模式与中国“锐实力”之辩

作为美国软实力的经典范例,好莱坞的制作向来被认为是娱乐取向,距离政治宣传似乎非常遥远。但是去年两位美国新闻记者在新书《美国国家安全电影》中揭发了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幕后操纵了800多部主要电影和1000多部电视剧的制作,甚至要求剧本的修改。粉刷美国军事机构和情报单位的形象,也成为军方和情报局支援拍片的必要条件。

这个揭露自然引起了新的质疑: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可以有政府撑腰,却没有受到锐实力的指控?

我将在这篇文章中讨论好莱坞电影本身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软实力竞争;下篇我将继续探讨,为什么好莱坞电影可以“耀武扬威”,中国电影就不可以,以及中国电影如何运用和挑战好莱坞模式,如何避免被贴上“锐实力”的标签。

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

在3月2日的政协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回应外界对中国“锐实力” 的质疑,批评某些西方人士思想仍停留在冷战时期,对中国充满偏见、歧视与敌视,因而“炮制新词‘黑’中国”:“(西方)做同样的事情时,是在展示软实力或巧实力。到了中国,就变成别有用心的锐实力。” 他认为这个标签反映部分西方势力顽固地以意识形态划界,坚持冷战思维和双重标准。

王国庆所指的“锐实力”,起源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去年发表的一份名为“锐实力”的报告,该报告追踪了中俄两国的“威权势力”在几个发展中国家的体现。这个新标签“锐实力”是从西方国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受政府控制,并对西方国家进行有政治目的的价值观渗透,干预文化领域。

《经济学人》最近也以“锐实力”形容中国当下影响国际社会的手法。相对于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观,“锐实力”则是利诱目标以影响其他国家的意愿及民意。“锐”是指有固定目标,而且有穿透性。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新近刊登的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的文章,重点探讨了如何用软实力对抗中俄的“锐实力”。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指出,中国的“锐实力”近来成为焦点,特别是欧美学者及媒体,深深感受到中国“锐实力”在世界不同地区正慢慢改变一直以来欧美的主导地位。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在198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在1990年出版的 《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及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软实力”的定义和理念,当时正值柏林围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

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之上的军事或者经济功能,而“软实力”以吸引力为基础,基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魅力。

美国开国元老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是对软实力的一个很好的定义:“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着我们的力量而增长,并且告诉我们,我们越少使用力量,力量就越大。”

针对小布什政府以“硬实力”驱动的外交政策,约瑟夫•奈在2003年提出了“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用以抵制仅仅靠软实力就能产生有效外交政策的错觉”,也就是所谓的“软硬兼施”。

但是我认为即使传统的软实力,背后也往往有硬实力的撑腰,特别是经济后盾不可或缺,很少有纯粹的软实力能在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持下发挥它的影响力。

20世纪美国的国际影响力,表现为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美国在文化、教育、外交和援助等方面也体现出强大的“软实力”。最近十几年美国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打击。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世人对美国的同情,很快就被对伊拉克战争的愤怒所稀释。美国政府经常面临僵局,国内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却无法有效地解决枪支问题,这些都腐蚀了美国在海外的形象。然而,美国对世界各地社会的影响依然深刻,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原因来说明:美国的软实力。

美国通过文化、教育和外交计划,仍然拥有首屈一指的全球影响力,充分展现“美国化”的魅力。比如,世界上最流行的视频游戏之一《侠盗猎车手》起源于爱丁堡,但它建构的背景却是全球可以辨识的美国式虚构城市,这不仅因为美国市场的体量,更因为“美国范儿”代表了一种全球性的视觉语言。

日本玩具“变形金刚”由美国玩具公司孩之宝购买、重新设计和改名后,现在已经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电影专营权,最新的一集在中国拍摄,并且由中国人共同出资。

因此,我们长久以来消费的价值是“美国=通识=普世”。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软实力竞争日益加剧,电影行业也不例外。美国的中国媒体学者余智(音译)在《外交政策》期刊中指出,《变形金刚4》以中国土地为背景,但是中国人只是为拯救世界而奋斗使命的旁观者:而一群由马克•沃尔伯格领导的美国个人主义者,却反客为主。在余先生看来,这种个人主义的信息借着美国电影渗透到了中国,在中国《变形金刚4》的观众比美国还多。

美国式教育也通过美国大学及其全球分校而传播影响力,比如埃及“解放广场”革命的许多领导人曾在美国或开罗的美国大学接受教育。

从文化和商业的观点而言,今日世界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20世纪“美国化”的凝结。美国文化和商业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体现在媒体、饮食、商业惯例、影视作品、大众文化、流行音乐、艺术媒介、高科技甚至政治手腕上。

近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化”这个名词虽然自1907年以来即已存在,但是自从2000年代中期高速互联网广泛应用以来,谷歌、脸书、推特、亚马逊、苹果公司、优步等众多以美国为基地的互联网公司产生的全球效应,使得“美国化”现象日益受到批判性关注。欧洲各国政府越来越担心隐私问题,以及有关新美国巨头的反托拉斯问题与税收问题。

好莱坞和“文化霸权”

软实力的体现有很多种,包括提升一个国家的形象、达成外交目的等,但是我认为最显著的是,软实力构成一种品牌式的连锁效应,成为创造经济利益的一个巧妙手段,让人不但被它说服,还愿意为之买单。而好莱坞可以说是这种软实力的经典。

黛安娜•柯瑞2014年在《国际文化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文化全球化与美国电影产业的主导地位:文化政策、国家电影产业和跨国电影》中写道:“尽管许多国家有保护主义文化政策和国家补贴,但美国和美国联合制作的电影仍然称霸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垄断名列前十票房的电影。”

美国在电影业界的主导地位可以由三个因素来解释:人才和资源的集中,规模经济的相对优势,以及优异广阔的发行渠道。

不少评论家(包括柯瑞)认为电影是另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形式。由于缺乏多样性和全球影响力,好莱坞电影业有可能将全球文化同质化,变成“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

近年来为了吸引海外市场,好莱坞开始对于既定形式做重要的修改。在过去的20年中,对美国文化的描述不那么具体,其他文化的主题更为流行,使得好莱坞电影吸引了全球电影市场的不同观众。

但是,尽管好莱坞不断面对内容和角色多元化的呼吁,但美国电影业仍不断面临着不够多样化的指控,如2015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引发的 #Oscars So White(#太白的奥斯卡)运动。今年初《黑豹》以黑人故事、黑人角色而创下票房奇迹,有反讽意味的是,很大原因是黑人群体和女性群体对于特朗普政权的反弹。

莱因霍尔德•华格莱特纳等不少评论者认为,美国不仅仅代表了文化霸权主义,而且流行文化也是文化霸权主义。美国奉之为是真理的理想,最终被较低层次和“臣属”的国家所采纳。

苏文迪(音译)在《抵制文化帝国主义,或是欢迎文化全球化?1994到2007年间中国关于好莱坞电影的广泛争议》一文中指出,美国视角下对发展的既定看法是快速、前进式和工业化,受美国流行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多少空间可以创造自己的国家定位或观点。

除此之外,电影业中使用的霸权机制,通过固化视角讲述的故事,构筑核心的单一意识形态结构,试图借此遏制社会变革。表面上是呼吁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让观众接受主流的意识形态。

好莱坞的长期成功,主要是靠无与伦比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在密集的区域组合成集群、专业化但互补的制作公司,以及来自许多不同领域的独特人才库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但是全球化的进程也使好莱坞陷入一场持久的挑战。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全球化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斯科特在《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期刊》上发表评论称,好莱坞最重要的制作公司或“专业公司”在北美和其他国家保持广泛的分销和营销网络,通过它们的跨国业务,专业公司直接控制所有主要国外市场,以及更多二级市场的分销系统。

例如,联合国际影业公司是环球公司和派拉蒙公司的合资企业,该公司在多达37个不同国家拥有分销机构,包括一线市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利润率较低的地区,如匈牙利、智利、秘鲁、菲律宾和泰国等。二十世纪福克斯同样在不同国家拥有21个国外配送设施。

在美国制片厂实际上并不直接拥有分销网络的地区,它们经常与当地的分销公司签订合资企业或长期协议。美国电影通常占外国主要票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有时甚至超过三分之二。

但是好莱坞电影在出口市场的成功,不仅是因为美国跨国传媒公司在全球传播好莱坞产品方面的实力,也应归功于它们制作高成本电影的独特能力,以及由移民文化驱动的“好莱坞语言”,这些电影能够有力地吸引许多不同文化的大众口味。

好莱坞与美国的“锐实力”

自1920年代以来,好莱坞(美国电影和电视业)已经占据了全球大部分媒体市场。它是全球各地的人看到美国时尚、习俗、风景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媒介。整体而言,美国政府在传播电影、电视、书籍、期刊等方面,只扮演推动的角色。然而在二战后占领前轴心国后,美国政府在这些国家重组媒体,在消除极权主义和促进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占领总部军政府办公室(OMGUS)于1945年在德国慕尼黑开设了自己的报纸《新新闻》,由战前逃往美国的德国和犹太移民担任编辑,任务是摧毁纳粹文化残余,并通过让德国人了解美国文化,如有关体育、政治、商业、好莱坞、时尚以及国际事务的详细信息,来宣传民主制度。

在苏联瓦解前后,美国化继续蔓延到所谓的“铁幕世界”。美国电视节目在全球不断重播,其中许多是通过美国的广播公司和其子公司(如HBO电视网、CNBC财经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这些节目的海外频道经常以美国节目为内容重点。

《广播时报》在2006年对20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当地十大最受关注的节目中有七个来自美国:《CSI: 迈阿密》,《迷失》,《绝望的主妇》,《辛普森一家》,《CSI: 犯罪现场调查》,《没有痕迹》和《天才小子吉米》。

美国电影,包括动画电影,尤其是迪斯尼、 梦工厂、皮克斯、和照明工作室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作品,在世界各地流行。二战结束以来票房最高的50部电影,都是全部或部分在美国制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部分常常涉及电影配额。

然而最近一连串的研究显示,好莱坞作为“软实力”的典范,其实从来没有离开硬实力的雷达。

好莱坞电影的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府强而有力的撑腰。美国政府机构不断要求外国政府更广泛地向美国电影敞开大门,不仅有利于出口收益,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好莱坞本身。

早在1997年,凯瑞•西格雷夫便在《美国电影在海外:1890年代以来好莱坞称霸世界荧幕》一书中指出,美国政府在1916年首次涉足电影业,当时美国领事被指示报告国外市场的情况,政府进而向行业提供这些市场信息。八家公司(美高梅、派拉蒙、二十世纪福克斯、RKO、华纳兄弟、环球、联合艺术家和哥伦比亚)利用政府信息建立了虚拟的“卡特尔”联盟。

多年来,好莱坞在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和其他联邦政府机构的帮助下,在海外推广其产品。二战以来,好莱坞的利益和华盛顿的目标始终与外部贸易战线保持统一。

这个“统一战线”利益汇合案例特别体现在1948-1951年的欧洲“马歇尔计划”中,其条款将美援水平直接与受援国接受美国电影进口的意愿捆绑起来。这样的做法,通过塑造国外市场的整体口味和偏好,不但刺激了美国的电影出口,也在西欧国家准备与苏联靠拢之际,成为传播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

随着全球化加快,美国政府一直积极推动自由贸易议程,特别是不受阻碍的文化产品贸易。这一立场导致1993年美国和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WTO的前身)谈判中,围绕视听产品贸易产生对抗。在这一轮谈判结束时,欧洲的立场占了上风,因而形成“文化例外”的条款,允许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偏好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设置贸易限制。

去年汤姆•赛克和马修•奥尔福德在新书《美国国家安全电影》中,描述了他们通过美国《信息自由法案》获得的数千份美国新的军事和情报文件的调查结果。这些文件首度曝光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的大规模控制,包括操纵剧本,阻止对国防部过分批评的电影的能力,甚至影响近年来一些最受欢迎的电影的特许经营权。

这不仅暴露了审查制度对现代娱乐业的影响问题,而且曝光了好莱坞在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宣传机器中扮演的鲜为人知的角色。这些文件首度披露:美国政府曾经在幕后参与了800多部主要电影和1000多部电视剧的制作。

《美国国家安全电影》详细介绍了美国政府如何参与《007》、《变形金刚》等电影的特许经营,以及一些最大和最受欢迎的电影的剧本改写,包括漫威和DC漫画公司的电影。由美国军方支援的电视节目也不乏类似的影响,从《霹雳娇娃》到《美国达人》,从《奥普拉脱口秀》和《杰•雷诺脱口秀》到《杯型蛋糕战争》,以及美国公共电视网、历史频道和英国国家广播网的许多纪录片。

《美国国家安全电影》还透露了中央情报局如何支持和影响数十部爆款电影和电视节目,包括《007霹雳弹》,汤姆•克兰西的惊悚片《爱国者游戏》和一些最近的电影,如《拜见岳父大人》和《特工绍特》。

每当一位作家或制片人请求美国国防部支援他们的电影制作时,他们必须将剧本提交国防部的娱乐联络处进行审查。拥有最终话语权的是国防部首席好莱坞联系代表菲尔•斯特伯。如果出现国防部不赞成的角色、动作或对话,制片人必须根据军方的要求做出改变。如果他们拒绝,国防部就会“收拾玩具回家”。为了获得充分的合作,制作人必须签署制片援助协议,其中有条款规定他们必须使用军事批准版本的剧本。

比如,《变形金刚》中有个场景,在美国军队遭到霸天虎机器人攻击之后,国防部首席好莱坞联系代表斯特伯插入了“带他们回家”的台词,让美国军方戴上了一种保护性家长式的光环。

听起来似曾相识?

其实,美国中央情报局操控和利用媒体已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奇间谍大师艾伦•杜勒斯和他的高级助理定期与纽约和华盛顿的新闻精英一起用餐,并利用数百名美国和外国记者作为其隐形资产。1977年,中情局的系统媒体操纵被国会调查公开曝光后,中情局成立了一个公共事务办公室,负责以更透明的方式指导新闻媒体报道情报事宜。

即便如此,美国情报单位塑造真相和舆论的动作与日俱增,并且是好莱坞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自1947年成立以来,中情局一直与好莱坞秘密合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中情局把好莱坞战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于1996年聘请了一位资深秘密人员蔡斯•布兰顿直接与好莱坞制片公司合作,以提升其形象。

9•11事件之后,在爱国意识主导下,美国编剧、导演和制作人在电影或电视项目中描绘的中情局总部更倾向于正面的形象,对此,中情局在幕后的推动也功不可没。

(注:本文作者在4月10日应邀在全球化智库主旨演讲“中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路径:好莱坞模式的借鉴与反思”,本文部分在演说中发布。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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